第六章 儒家文化與旅游

第六章 儒家文化與旅游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化流派，為春秋時期孔丘所創立。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對中國人乃至全世界華人影響最大。在中國任何一種文化中都有儒家的成分,其區別只是所占比重的大小而已。同樣,儒家文化與旅游也是息息相關。

第一節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

在講儒家文化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儒”。在中國古代“儒”與“需”同字，“需”在古代是指求雨的巫師，它起源于殷商；巫是負責占卜人們生活中的吉兇，被稱為術士。許慎《說文解字》對“儒”的解釋是：“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 說“儒”比較柔弱，是“術士之稱”。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中國人歷來重視死的觀念與喪葬禮儀，這種廣泛的社會需求促成了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儒”。在中國古代社會，最晚到殷商時期有了專門負責辦理喪葬事務的神職人員，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稱為術士。儒以治喪相禮為業，他們精通當地的喪葬禮儀習慣，時間一長，便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職業。但是，由于這種職業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沒有固定的財產和收入，做事時還要看人臉色，所以形成了比較柔弱的性格，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還有他們職業的原初性質，即術士。“儒”這一名詞的最早記載似乎見于《論語·雍也》：“子請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在這里告誡他最得意的學生子夏說，要當就當“君子儒”，千萬不要當“小人儒”。孔子所說的“君子儒”和“小人儒”是什么意思，自古就有爭論。子夏首先是個讀書人，既然是讀書人就應該是“儒”，就應該知道禮義，但僅僅是書本和口頭上的禮義，不與生活實踐相結合，則即使是“儒”，也只能是一個書呆子，不是君子儒而是小人儒。孔子正是因為擔心子夏讀書與實踐相脫節，才告誡他。由此可見，“儒”這一名詞的起源應該遠在孔子之前，因為到了孔子的時代，儒這一階層已發生了相當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與“小人儒”兩極陣營。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儒的出現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一個時候。

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大家所熟悉的孔子，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曲阜人，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世界最著名的人化名人之一。孔子的“子”在古代是對成年男子的尊稱。在戰國末期時期，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稱為“子”，而且都希望別人稱自己為“子”，因為“子”還是一種爵位，所謂“公侯伯子男”。但是，真正能獲得別人以“子”相稱的，一般是兩種人：要么在社會有公信力的人，如“老師”，要么就是較有道德的貴族，孔子是屬于前者。孔子為什么叫孔丘，字仲尼呢？這是由于孔子的母親曾去尼丘山祈禱，然后懷下孔子，又因孔子剛出生時頭頂的中間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輩中長幼排行的次第，“伯”為老大，“仲”為第二，“叔”為第三，“季”為最小的。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來排序，就以孟、仲、叔、季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長的（大哥或大姐）為“孟”。孔子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鮮為人知的是孔子繼承了父親叔梁紇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漢尺23.1厘米計算，是221.76厘米。現在的巨人姚明（身高229厘米）也比孔子高不了多少。不光個高，孔子還臂力過人，遠非后世某些人認為的文弱書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據說從來沒有喝醉過。但孔子從不以武勇和酒量為豪。

孔子三歲的時候，父親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當貧寒。但孔子幼年時極為聰明好學，二十歲的時候，學識就已經非常淵博，被當時人稱贊為“博學好禮”。由于身處亂世，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稱號。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將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業上。孔子曾任魯國司寇，后攜弟子周游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壟斷，開創了私學，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弟子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賢。七十二人中有很多為各國高官棟梁，又為儒家學派延續了輝煌。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弟子們傷心不已，為他守孝三年。孔子后裔繼承其儒學，為名相、博士、大儒。現在臺灣的孔垂長先生，是孔子第79代嫡孫。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去世后，歷代帝王為彰顯對孔子的尊崇，不斷追封追謚。西漢平帝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古人認為“褒成”是國名，“宣尼”是謚號，“公”是爵位。北魏孝文帝稱孔子為“文圣尼父”。“文圣”是尊號，“尼父”是敬稱。北周靜帝宇文衍追封孔子為“鄒國公”，“鄒”是國名，“公”是爵位。隋文帝稱孔子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尊孔子為“先圣”、“宣父”，“宣”為謚號，“父”是美稱。唐高宗贈孔子為“太師”，“太師”為官位。武則天封孔子為“隆道公”。“隆道”是封號，“公”是爵位。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文宣”為謚號，“王”是爵位。這兒的“王”不是后世皇帝以下的侯王的王，而是周天子“武王”“成王”的王。 　　宋仁宗改文宣公為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而西夏仁宗尊孔子為文宣帝，這一封號是歷朝歷代最高級別的。元朝成宗加銜“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為“至圣先師”。清世祖尊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尊為“大成至圣先師”。

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還有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他們代表了儒家發展的不同階段。儒家的派別包括：思孟學派、宋明理學、心學、氣學、今文學派、公羊學、讖緯神學、古文學派、訓詁學。

儒家的經典主要有儒學十三經，分別是《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周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十三經不是一開始就有，是由漢朝的五經逐漸發展而來的，最終形成于南宋。孔子以前的書籍流傳到今天的只有四部，這四部書原名《詩》、《書》、《禮》、《易》。現在如果你去圖書館找會發現它們已經改名為《詩經》、《尚書》、《儀禮》和《周易》。。這四部書是中國最古的書，時間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前的周朝。這四部書加上孔子自己編寫的《春秋》在漢代設立了學館作為教科書開始教授給學生，稱“五經”。到了唐朝時，《春秋》分為“三傳”，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禮經》分為“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這六部書再加上《周易》、《尚書》、《詩經》，并稱為“九經”，也立于學官，用來作為科舉考試的范本。到晚唐時，在“九經”之外，又加上了《論語》、《爾雅》、《孝經》，形成“十二經”。五代十國時后蜀國主孟昶刻“十一經”：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經》、《爾雅》。南宋時期《孟子》正式成為“經”，和《論語》、《爾雅》、《孝經》一起，加上原來的“九經”，構成“十三經”。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內容非常廣博，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這十三種文獻，當以“經”的地位最高，“傳”、“記”次之，《爾雅》又次之。后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中庸》（是《禮記》中的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儒家思想所擁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產生以后，在從古到今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獨占大一統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在先秦時期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到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現代“五四”運動時期更是在反孔非儒高潮下經歷空前的厄運，但儒學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于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也就是說能夠與時俱進。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于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儒家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依托形成的文化，它的特征是：其一，以孔子為先師，為思想領袖；其二，以《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等書為經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與禮的一種張力結構；其四，由內圣而外王，通過內體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學； 　　其五，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并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成為指導性的原則。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什么是“仁”？孔子本人也沒有作出明確表達。顏淵問“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遲問“仁”，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后獲。”總之，每次問“仁”，孔子都有不同的回答。正因如此，歷代人們對“仁”的理解見仁見智，各取所需。《禮記·中庸》中把知（智）、仁、勇稱為天下的達德，三德之中，仁為根本。仁、智、勇是我們一生要做的事情。關于“仁”，孔子還說過：“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說自己先樹立起來再樹立別人，用自己通達的心去通達別人，能從最好的方法去幫助別人，所謂“贈人玫瑰，手留余香。”有這么一個真實的故事：在英國，一位議員在趕路的途中車子陷入泥坑，一個陌生小伙子費了很大勁幫他一起把車子從泥坑中抬了出來。于是議員為了感謝他，供小伙子讀完了大學，并且讀的是他夢寐以求的醫學專業。50年后，丘吉爾——也就是后來的英國首相得了很重的肺炎，人們尋遍全國都難覓解救之方，后來終于發現：就在兩年前，一個叫弗萊明的醫生發明了一種叫盤尼西林的藥可以治這種病。這個醫生正是當年的小伙子，而那位議員正是丘吉爾的父親！一種好意傳遞出去，會成為一種氛圍，成為一種對人性的信念，這就是仁者無憂。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于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儒家文化中還有和諧意識、人本意識、憂患意識、道德意識和力行意識。

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包涵天人關系的和諧與人際關系的和諧兩層意思。關于天人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張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統一性中見出天道的統一性。因此，他既講“天知人”，把天擬人化、道德化，又講“人知天”，強調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動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聯系起來，主張“盡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為中介將天和人溝通和統一起來。關于人際關系的和諧，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稱“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樣的意思，即“和而不同”與“過猶不及”。所謂“和而不同”，說的是對一件事情，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這是合乎辯證法的。所謂“過猶不及”，說的是凡事都有一個界限和尺度，達不到或超過這個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與“過猶不及”的實質乃是強調矛盾的統一與均衡，強調通過事物之度的把握以獲得人際關系的和諧，避免和克服人與人、人與社會乃至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和沖突。

所謂人本意識，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揚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主體獨立自覺的價值。而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樂道和孜孜以求的東西。孔子說“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實現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說“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認為“立人”、“達人”要以“己立”、“己達”為前提。孟子說“道惟在自得”，求道沒有別的途徑，全靠自身的修行和體悟。這都是對人的個體主體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的肯定。儒家強調“人貴物賤”，認為人類有著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貴之處，具有其他事物無法比擬的價值；強調“民為邦本”，認為人民構成國家政治的基礎，只有基礎牢固，國家的安寧才有保障，國家的發展才有可能；強調“民貴君輕”，認為人民、國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決于民心之向背。儒家的人本意識突出人的主體性，主張把人當人來看待，提倡重視民意，與民同樂，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體現，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儒家的憂患意識與儒家文化關注人生、關注群體、關注國家與社會密切相關。孔子是系統論述憂患意識的思想家，他的憂患從憂患人生開始。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都是講人生，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孔子還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謀道不謀食”，“朝聞道，夕死可矣。”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貴、生命還重要，提倡為道而犧牲的精神。這讓后世的儒家知識分子把“道”看成是他們最終安身立命之處，以道自任，有為“道”而犧牲的精神。這便是為什么古代社會經常有直言上諫，不畏強權的事情發生。孔子的憂患主要是對現實政治的憂患，用他的話說就是“天下無道”。所以，孔子主張“禮治”。儒家的憂患意識以國家興亡、民族盛衰為終極關懷。孟子對孔子的憂患意識做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他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意思是說一個國家，國內沒有法度的大臣和輔佐的士子，國外沒有相與抗衡的鄰國和外患的憂慮，經常容易被滅亡。這就是說，在沒有內憂和外患的情況下，往往因為失去警惕而導致國家滅亡。因此，孟子提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道理。只有常懷憂患意識才可以長久生存，貪圖安逸快樂可被滅亡。孟子把憂患意識提高到關乎人事成敗、國家興亡的高度。

與道家崇尚自然的傳統不同，儒家的傳統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識到道德對于社會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無德行構成人們人格評價的直接依據。一個人如若沒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貴為王侯，也得不到萬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窮困潦倒，也能得到萬民稱頌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還是人們設身處地的行為準則。儒家認為仁義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義之心也就等于喪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們強調做事要從仁義出發，不仁之事不做，不義之財不取，哪怕與人相處也要有所選擇，要與有仁義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處。再次，道德構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內容。儒家重視教育，但他們所論教育主要不是知識教育，而是倫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過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國家興衰存亡的重要標志。一個國家的興衰存亡，與這個國家上至國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狀況、道德水準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仁義存則存，仁義亡則亡。

在儒家看來，和諧境界的實現，人本精神的高揚，憂患境況的擺脫，道德素養的提升，都不能離開人們投身現實、奮發進取的努力和作為。因此，儒家經典大多強調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義者。孔子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也”。意思是說，作為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分子，當有無窮責任、無窮事業，當走向社會、服務于社會，否則，貪圖安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是“士”的恥辱，就不配當一個知識分子。孔子還說：“君子敏于行。”要有行動才行：道德修養或道德實踐即通過修身或自我改造以達其“內圣”目標；社會政治實踐即通過事功或社會改造以達其“外王”目標。“內圣”有賴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養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賴于“立功”，即在社會上成就一番大事業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學》在強調“修身齊家”的同時，緊接著便講“治國平天下”，認為這兩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廢，所以儒家反對空談，反對坐而論道，特別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易傳》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求人們去效仿天地運行的剛健風格，去直面現實，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會，而不畏任何艱難險阻；要求人們鍥而不舍，知難而進，奮發進取，依靠主體的力量，通過主體的實踐，完善自我，改進社會。

第二節　儒家文化的影響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同時也是東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無窮魅力不在于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在于它持久深遠的影響力。儒家文化的烙印存在于每個中國人乃至全球華人的身上。不光如此，儒家文化還具有國際影響力，它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東亞、東南亞國家，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來治國。我們先來看看儒家文化在國外的影響。

日本江戶時代就有了系統的儒學、朱子學并發展儒學使之成為了日本的“國學”，全國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為了受全國人民尊重的“先師”“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個層面的精神領域，不但影響了日本文化，也影響了日本社會的面貌和方向，美國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說：“從中國學來的儒家文化，使日本從一個用手抓飯吃的民族迅速轉化成了一個世界強國，包括精神方面的強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發達，成為了世界著名的‘禮儀之邦’”。一些外國學者認為，日本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將古老的儒家倫理與二戰之后從美國引進的經濟民主主義揉和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地運用。

朝鮮不僅僅在十六世紀時涌現了大批宿儒，更有曹南冥、李退溪兩位大儒（韓國尊為“圣人”），朝鮮人在吸收中國儒學的基礎上還建立了自己的儒學，像“南冥學”、“退溪學”就都是聞名世界的“朝鮮儒學”。現在的韓國，在全國都保持了“鄉校”這樣的普及性群眾性儒學文化教育機構，在成均館設有世界上唯一一所專門從事儒學研究工作的高等學府---儒學大學。在韓國，每年春、秋兩季，全國都會舉行隆重的“祭孔大典”。韓國學者認為，韓國經濟發達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歷史穩定性的儒家文化使當今的韓國保持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傳統與秩序。

1965年新加坡宣布獨立，隨著經濟騰飛帶來的社會生活的高速發展和空前開放，一起來的還有這背后的極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享樂主義，并迅速蔓延開來，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看到了這種傾向，為了持續發展，而不至于把新加坡葬送，我們決定在學校里教導儒家道德課程，以加強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力，促進社會穩定發展”。于是新加坡全國上下開始有組織的學習儒家文化直到現在。李光耀提出了所謂“亞洲價值”，即“儒學價值”，并概括為“社會第一，個人第二”。他精辟地指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動力是：大多數的人民，把社會利益和重要性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會比個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單位，把所有的家庭組合起來就形成一個社會。在新加坡，現在儒學研究及實際應用已經超越中國趕上日本，并向更大更廣闊的空間不斷發展。 儒家文化的影響還在繼續還在發展，它影響著現在，影響著當代亞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也必將影響著未來。

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廣泛影響，證明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儒家文化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象征。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儒學已經不僅僅是中國的儒學，而且是世界的儒學。我們所能弘揚的儒家文化的很多內容都是跟現實相關的，是跟時代命題息息相關的。儒家文化倡導積極入世，弘揚儒學，弘揚傳統文化，其實就是弘揚一種健康積極、陽光明媚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狀態。對于今天和未來的世界文明而言，儒家文化是一個積極、豐富的寶庫。打開這個寶庫的大門，我們可以看到最有普世價值的四個部分：一是儒家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儒家文化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儒家認為 “四海之內皆兄弟”，與其說這符合中國自身的需要，不如說符合一個多元的世界文明的要求。三是儒家文化中對差異的尊重。孔子的名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體現了一種寬容的尊重差異的思想。四是儒家文化中對“學”的重視。盡管儒家經典所談的“學”主要是學習過去，以模仿為主，今天我們所需要的“學”以追求創新為主，但是為了創新，必須要知道過去和當代。了解歷史，了解不同的文化傳統的“學”，會使得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

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中國的學者和官員正在重新發掘儒學，以便從中尋找應對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以及處理國際關系的策略。同樣，儒家文化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開創了儒家人本主義的“比德說”旅游觀。他將山水與不同思想修養、氣質特點、個性品格緊密聯系起來，使山水人格化、氣質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賦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過游覽山水達到娛樂、長壽的目的。因此，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儒家優秀文化成果，充分利用儒家文化的有價值的部分，推進旅游建設、發展。

第三節　儒家文化與旅游的結合

中國古代的人們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這說明儒家文化經典的重要性。“半部論語”的典故來自宋朝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的記載。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趙普，原先是后周當節度使的趙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趙匡胤率軍北上，部隊到達陳橋時，趙普為趙匡胤出謀劃策，發動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國號為宋，史稱宋太祖。接著，趙普又輔佐宋太祖東征西討，統一了全國。后來，宋太祖任命他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趙匡義繼位，史稱宋太宗。趙普仍然擔任宰相。有人對宋太宗說趙普是山東人，不學無術，所讀之書僅僅是儒家的一部經典《論語》而已，當宰相不合適。宋太宗不以為然地說：“趙普讀書不多，這我一向知道。但說他只讀一部《論語》，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和趙普閑聊，宋太宗隨便問道：“有人說你只讀一部《論語》，這是真的嗎？”趙普老老實實地回答說：“臣所知道的，確實不超出《論語》這部分。過去臣以半部《論語》輔助太祖平定天下，現在臣用半部《論語》輔助陛下，便天下太平。”后來趙普因為年老體衰病逝，家人打開他的書篋，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論語》。《論語》是記載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一部書，也是儒家最主要的經典，是中國古代思想的一部杰出典籍，也是歷史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的結晶。那么我們能不能說，半部《論語》治旅游呢？這個我不得而知，但從《論語》中，可以啟迪我們的很多智慧，指導我們旅游建設、發展，這是毋庸質疑的。因此，我們要從《論語》中領略智慧的光輝，學思并用。比如，《論語》中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的意思是說：學習的過程卻不深入思考，越學會越糊涂；反過來光思考但又不認真學習，就會心生迷惑。孔子的這段話，指出了我們在旅游規劃中常犯的錯誤，我們對一個景區的背景資料和區域文化資源的解讀過程中，只是簡單的讀，沒有認真的去思考，在思考的過程中又不去讀與它相關的資料，結果形成了很多創意的空白點，這樣我們設計出的產品結果是：一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就事論事，看圖識字式的參觀；二是沒有文化內涵，特別是沒有值得旅游者可進入和可參與的項目。

事實上，兩千多年來, 儒家文化和中國人的旅游活動結合得十分緊密。

一、儒家的近游思想與旅游。受儒家文化的影響, 中國人有安土重遷、崇尚近游的普遍心理。這可從中國民間的俗語“好出門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看景不如聽景”中反映出來。在儒家看來，孝順父母，敬愛兄長，愛人要從愛自己的親人開始，這是實行仁德的基礎。因此，孔子曾經要求做兒子的做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在古代的條件下，出遠門很辛苦，不安全，為父母的會擔憂，就是常言說的“兒行千里母擔憂”；另一方面，當父母年老的時候，要常父母身邊盡孝道。當然，為國家盡守職，又當是另一回事，自古有忠孝不能兩全的說法和若干事例。《禮記》上也說“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 這是說，為了盡孝，在走正道不要走邪道，過河要乘船，不要游水，不要把自己的身體走危險的地方去。《荀子·榮辱篇》用類似的方法，表達了和孔子相近的近游思想。他說“乳彘不觸虎, 乳狗不遠游。不忘其親也, 人也。憂忘其身, 內忘其親,上忘其君, 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這種近游觀很顯然是重人倫的文化特色的體現。儒家之所以提倡近游,目的就是為了減少非正常死亡和傷殘現象，從而實現其“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論語》）和“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孟子》）的仁政理想。這種近游觀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在春秋時期的黃河流域，在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的時代，勞動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 近游觀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 在當時無疑有其進步意義。儒家主張和看重近游，是因為這種短途旅游既可達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倫之樂。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要在各地開發好旅游資源，讓人們能在家門口享受旅游帶來的樂趣。

二、儒家的遠游思想與旅游。 儒家一方面主張“父母在，不遠游”，另一方面儒家也認為“志在四方”是男子漢應有的抱負和基本的形象特征。《禮記· 內則》上講：“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意思是說：小男孩一生下來，大人就應用桑枝做成的弓，蓬草做成的箭去射東西南北四方。這種儀式象征著一種美好的祝愿，希望孩子長大后志在四方，為君為國建功立業。儒家主張和看重近游，并不是無條件反對遠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 父母去世以后,兒子遠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為儒家學說以重人倫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兒子久游不歸，一則令父母擔憂，二則兒子也不能對父母盡關心贍養的義務。孔子只是要求當兒子的出門之前必須制訂好游覽計劃，把游覽路線、時間，何時歸來這類情況告訴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數。當然，生活中自然也不乏誤解孔子觀點或信之過深的人物。不過, 同這種貪生怕死的觀念和行為針鋒相對作斗爭者亦不乏其人。《漢書》上有一篇《王尊傳》, 里面記錄了一條兩種旅游觀斗爭的史料：“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后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翻譯為現代文是：王陽做益州刺史，巡行州內區域來到邛郲的九折阪，感嘆說：“一個人接收了先人留給自己的身體，怎么能多次登上這種危險的地方呢！”后來王陽因生病離開益州。等到王尊做益州刺史，來到這個陡山坡，問隨行的官吏道：“這里不是王陽畏懼的道路嗎？”官吏回答說：“是的。”王尊大聲對他的駕車人說道：“趕馬向前跑！王陽要做孝子，王尊要做忠臣。”這個故事后來又被劉義慶寫進了《世說新語》言語篇中。值得指出的是, 這里戀軀惜命的王陽和敢于履險的王尊二人的指導思想同源于儒家。儒家用意很清楚, 他們給所有的人規劃了兩種自我實現的途徑：當孝子或者當忠臣；為家庭或者為國家。前者的奮斗目標在于使家庭幸福, 后者的奮斗目標卻是為國家太平。在儒家學說中, 為父母作犧牲和為君國作犧牲，都屬于仁人志士。漢人張騫的鑿空西域、北魏酈道元的考察天下水道, 徐霞客的盡畢生精力于山水巖洞的考察, 無一不是在為國家增殖精神財富。知道了這一點， 我們就會明白, 為什么儒家一方面十分珍惜人的軀體生命, 同時卻又提倡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我們就容易理解在中國旅游史上為什么近游理論和遠游理論同樣發達, 探險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樣受我國人民的重視。那么，我們的旅游規劃中也要對探險旅游給予高度重視，因為這同樣符合國民的旅游需求。

三、儒家義利觀與探險旅游。人都有好奇心，喜歡獵奇探險。探險旅游在國內外都有，只不過在國外非常流行。在歐洲，從中世紀以來, 特別是資本主義出現以后, 出了許多探險旅行家，如馬可· 波羅、哥倫布、麥哲倫等人。但他們的探險活動無一不唯利是圖，總是與占有財富相聯系。十五世紀，哥倫布在航海日記中曾赤裸裸地宣稱“我很細心，不辭煩勞，注意其間有無黃金。”誠如法里士在《地理創造家》一書中所指出的“ 如果哥倫布對于黃金與其它貴重物品以及其它附帶的價值，沒有堅強的想象和欲望，那末他決不會遠渡重洋去探求印度群島的新海道。”西方人的探險動機和我們中國人的探險動機存在著本質的差別。簡言之, 西方人重利, 而我們重義。

在我國旅游史上, 由官方組織的旅游探險活動很多,這里列舉一些比較著名的旅游探險活動。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旅游探險家應該算是周穆王。周穆王，名姬滿，生卒年不詳。姬滿在位期間，命甫侯制定《甫刑》，又出兵征伐楚國，直達九江。后來又聯楚滅徐，西征犬戎，俘獲犬戎五王,將犬戎的一些部落遷到太原（今山西省西南部），開辟了通向西北的大道。不久，姬滿開始西巡。據說姬滿曾以造父為國夫，駕著8匹千里馬，帶著7隊選拔出來的勇士，攜帶供沿途賞賜用的大量珍寶，先北游到今天的內蒙古境內，再折向西巡，經過了今天新疆境內的許多名山大川，到了西王母國，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西王母在瑤池為姬滿設宴，飲酒吟詩，共頌友誼，又登演山眺望遠景，姬滿還在山頂大石上刻了“西王母之國”五個大字，和西王母一起種了一棵槐樹，作為紀念。然后，姬滿繼續西進到大曠原（今中亞細亞的吉爾吉斯草原），采集了許多禽異獸后，返程東歸，回到鎬京。姬滿西巡歷時兩年多，行程35000多里，是歷史上偉大的壯舉。沿途經過許多邦國，受到各地人民的熱情招待。這說明我國的地域當時已經相當遼闊，中原的華夏族和西部各族之間，很早就相互友好，關系密切，共同創造著中國的文明。姬滿病死后的廟號為穆王。周穆王一路上對沿途部落不僅沒有騷擾、掠奪, 而是多有饋贈。《穆天子傳》記載了穆天子和西王母的神話故事，唐代著名詩人李商隱《瑤池》詩寫道：“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西王母日夜盼穆天子前來相會，而周穆王所騎八駿，日行三萬里，西王母哀怨穆天子來的遲來。關于這八匹可日行三萬里的駿馬，在《列子》、《穆天子傳》、《拾遺記·周穆王》等文獻中的記載不一。《穆天子傳》里認為，這八匹馬是以馬的毛色來命名，分別是赤驥（火紅色的馬）、盜驪（純黑色的馬）、白義（純白色的馬）、逾輪（青紫色的馬）、山子（灰白色的馬）、渠黃（鵝黃色的馬）、華騮（黑鬃黑尾的紅馬）、綠耳（青黃色的馬）。而《拾遺記·周穆王》里是以速度來命名這八匹馬：一個叫絕地，足不踐土，腳不落地，可以騰空而飛；一個叫翻羽，可以跑得比飛鳥還快；一個叫奔宵，夜行萬里；一個叫越影，可以追著太陽飛奔；一個叫逾輝，馬毛的色彩燦爛無比，光芒四射；一個叫超光，一個馬身十個影子； 一個叫騰霧，駕著云霧而飛奔；一個叫挾翼，身上長有翅膀，象大鵬一樣展翅翱翔九萬里。后來八駿用來泛指駿馬或皇帝的車駕。現代著名畫家徐悲鴻是新中國第一批到蘇聯列賓美院學習的畫家，集國畫的寫意風格與西畫的嚴謹結構于一身。他以畫馬見長，有代表作《八駿圖》。他畫出的馬不但有中國畫的意境，也有西畫的嚴謹結構關系。我國民間傳統木雕、磚刻上常見有八駿圖案。現代意義上的八駿指馬的品種：蒙古馬，哈薩克馬，河曲馬，云南馬，三河馬，伊俐馬，千里馬，汗血寶馬。

另一個著名的探險家——漢朝的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他的西域探險也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在中國歷史上，張騫通西域的故事，早已家喻戶曉，并帶上了某些神話色彩。民間傳說，張騫奉漢武帝之命，開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黃河源頭，會見牛郎和織女，帶回了天馬。詩圣杜甫為此寫下了“聞道尋源使，從此天路回。牽豬去幾許？宛馬至今來”的詩句。

此外，我們所熟悉的明朝下西洋的鄭和, 也只是為了和西洋各國取得聯系, 使臣所到之處, 照例是先讀永樂皇帝的詔書, 給所在國國君贈送禮物, 隨后便是采購珍奇物資, 從無掠奪所經過國家財富的事情發生。非官方組織的、一般地方官、士大夫的探險旅游也不肯在利字上做文章。像晉代的法顯，唐代的玄獎、鑒真和明代的徐霞客，現代騎自行車環游世界的潘德明, 當代獨自徒步考察黃河的楊聯康, 只身漂流萬里長江的堯茂書以及當代騎自行車周游全國的傅慶勝，這些人冒著生命危險, 自己籌集資金進行探險旅游, 絲毫不是物質利益引誘的結果。他們要么是以生活在大自然懷抱里和探索其奧秘為人生樂境；要么為了宗教事業的需要, 而履險求法；要么為了替炎黃子孫爭光；要么為了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總之，雖然具體動機各不相同，而重義輕利則是其共同的價值取向。顯然，這種價值取向與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有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儒家義利觀在旅游活動中的一種表現。當然，在現代旅游業中，我們在探險旅游規劃時不能完全做到重義輕利，因為產生不了效益的旅游規劃不是好規劃。但我們在旅游規劃時也要重“義”，只不過這個“義”是讓游客在旅游中能身心愉悅，滿足祈福納祥的心理需求。

四、儒家尚古意識與中國旅游文化傳統。珍惜自己民族的歷史, 愛護先輩留下的遺跡, 在文明世界里, 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常識。而這種傳統尤以中國為突出。在兩千多年前, 儒家創始人孔子曾多次表白他崇拜古代文化：他認為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對堯舜統治時期也向往不已。他描述自己的立身行事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向諸侯推銷自己的治國方案不成, 退而教書授徒, 著書立說, 而他所講的、所做的又全部是述而不作，體現了他信而好古的文化價值取向。兩千多年來, 中國的旅游文化就是在孔子“信而好古”價值取向影響下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 崇尚古代的旅游文化傳統主要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其一，從價值尺度分析，傳統的中國人評價旅游點，大多認為越古越好。這種心理尤其以中、低層人士為突出。對自然山水具有敏銳鑒賞力只有在士大夫階層以上的人們中才可能出現。從今天的旅游者流向分析看，人們常說的熱點過熱、冷點過冷的現象，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受尚古傳統影響所造成的。這種尚古心理在清代地方志書的修撰過程中也有所反映。其二，杜撰名勝，抬高身價。我們知道孔子雖然曾經周游列國，但他的游歷范圍在今人看來實在不能說很大。春秋時期的列國主要是黃河流域的一些諸侯國，算起來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南邊他到過楚國，但也只到過今天的河南信陽而已。但在孔子身后, 隨著歷代帝王的褒封，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于是在湖北、湖南（其它省份也有相同情況）的府、縣志書中，許多孔子根本不可能去的地方, 都出現了形形色色與孔子的名字相聯系的名勝。這種拉孔子裝門面的現象, 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幫助我們認識中國旅游文化的尚古特色。其三，沿波討源，重視古人古事的介紹，這是傳統山水游記創作中的一個帶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歷代旅游文學作品中, 凡當事人所游覽的風景名勝中有古代文化遺跡的，游記作者幾乎沒有不加以追根溯源式的介紹的。這從《穆天子傳》、司馬遷《史記》、王安石《游褒禪山記》、張道浚《游峙山記》等旅游著作中均可看出。其四，熱衷縱向繼承，輕視橫向移植。在旅游資源開發和旅游者欣賞口味方面，這種特點體現得異常鮮明。就旅游點的建設來看, 中國古人對于開辟自然風景游覽點的興趣，遠不如建設有古跡的旅游點濃烈。這從歷代留下的各風景名勝區的碑刻史料可以看出。其次中國古人對于保存古代旅游文化有著極強的責任感。這從山經地志的序言中也可感受出來。從中西對比中也可看出。西方世界除了珍視本國固有文明外，對了解外部世界還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這一點地中海沿岸國家表現得尤其突出。殖民者在征服其他國家時，對于別人的古跡名勝，往往不遠萬里移植到自己的國家，如埃及的方尖碑之被英國移植于倫敦。有的國家仰慕古代文明, 模擬名勝。如近年來，美國在自己國土上修建萬里長城，仿造中國園林。而中國除了殖民者當年留在中國的幾座花園、教堂外，西方名勝的移植幾乎沒有出現。其五，當代中國旅游業中有形形色色的仿古旅游活動、仿古建筑。

五、儒家的重民思想與旅游文化。研究儒家思想的人會發覺，儒家的“與民同樂”、“民貴君輕”等重民思想也滲透在中國旅游文化之中。在《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關于與民同樂的論述。孟子認為，賢者只有與民同樂，才能真正的快樂；而不賢者雖有池沼等游樂對象，因為不能與民同樂，所以快樂難以持久。他引用《詩經》中贊美文王的“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的有關句子，《尚書》中所引夏朝民眾仇恨商紂王獨樂的民諺，從正反面舉例說明“與民偕樂”和“獨樂”的區別，以此來啟發和諷刺梁惠王。一部中國旅游文化史，始終貫串著這一重民的傳統。這種把發展旅游和實施仁政結合起來，通過旅游來體現仁政的觀點，對中國古代旅游資源的開發、旅游文化的建設、旅游文化特色的形成，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首先, 重民傳統表現為歷代帝主不敢肆意遠游上。在中國古代,凡屬敢于置國家大事、民眾疾苦于不顧而一味遠游的, 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受到輿論的譴責。這種譴責從民間傳說故事中，從官修正史中以及形形色色的稗官野史和大量的旅游文學作品中均能看到。人們可以對在野的高人逸士的隱逸旅游大唱贊歌, 而絕不原諒那些帝王四出旅游, 所以周穆王、秦始皇、隋場帝、宋徽宗、明武宗等都遭受譴責。古代帝王幾乎無不希望上泰山封禪。什么是泰山封禪呢？封禪是古已有之的禮儀。按照《史記·封禪書》張守節《 正義 》解釋：“此泰山上筑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就是說，到泰山上設祭壇，向天地稟告功勞。只有皇帝才能封禪，并且還要是有卓越功勛的皇帝才行。歷史上只有秦始皇、漢武帝、漢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舉行過泰山封禪儀式。宋真宗之后，帝王來泰山只舉行祭祀儀式，不再進行封禪。泰山封禪除了是皇帝表功之外，還包含著一層更為深潛的意識：溝通天人之際，協調天、地、神、人之間的關系，使之達到精神意志與外在行為的和諧統一。對于皇帝來說，泰山封禪既是一種旅游機會也是為自己表功的機會。但是誰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天下動亂、民不聊生時去封禪，那么這個皇帝一定會招致民眾的怨恨和正直的朝臣不滿。一些自我意識比較強的帝王, 也能自覺抵制臣下的慫恿, 如《全唐文》中就收有唐高宗的《停封中岳詔》。詔中說，他本來打算上泰山，因“河南河北尚有十余州旱澇, 加以朔方寇盜, 時或侵邊。關內流離, 未能復業。” 因此他認識到，如果“下虧鴻業”，雖“遺刊群岳”，也“不足上報元功”。唐高宗認識到，國家處于內憂外患之際，自己沒臉去泰山封禪。

其次，重民傳統體現在歷代地方官對建設城鎮游觀之所的重視上。《左傳》上說，鄭國的戰略家稗湛思考國家大事,“謀于朝則殆, 謀于野則獲”。這是因為城市人多，環境嘈雜，而在空氣清新、環境幽靜的郊外，人的大腦所受外物干擾較少，工作起來效率就高。孔子也認為山水可以激活人的思路。《孔子家語》卷二上說“孔子北游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于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孔子認為在農山這個地方能進行全面思考。后來，為了滿足人們的這種需要，統治者們便在城鎮近郊, 因其自然形勝、修建類似后世的城鎮公園，以作為“為政者觀游之所”。這類建筑的功能有二：一是為一個城鎮的官吏們提供一個游觀之所，二是借助此類游觀之所達到使官吏觀風問俗、了解民情的目的。這種近游場所的開發，便于官、民游覽，怡情養性，是封建時代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地方政治的一個方面。

最后，由于 “與民同樂”等重民思想的薰陶, 產生了一大批將仁政實施與旅游開發結合進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范仲淹等。由于這種“與民同樂”思想的熏陶, 使得中國古代官僚階層的旅游不同于歐洲各國官僚貴族的旅游。一般來說，歐洲貴族為了休息，往往遠赴他省或國外度假旅行。他們的旅行目的只是為了享受大自然的陽光、空氣和海水，他們的旅行離開守土很遠。而中國古代官僚則絕大多數就近選點，一則可以消煩娛心，二則可以考察民情，移風易俗。一句話，中國古人總是把旅游看成政治的一部分，他們不肯脫離政治來談旅游，地方官如此，帝王也是如此。

六、儒家“興滅繼絕”意識與中國旅游文化重視史料保存的傳統。興滅繼絕出現在《論語·堯曰》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后用“興滅繼絕”指復興滅亡的國家，延續斷絕的世代，也泛指使衰亡的事物重新興起。在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討論中, 誰也不曾否認孔子在整理和傳授古代文化、保存文化遺產方面的歷史功績。興滅繼絕的文化意識,就對我國的旅游文化帶來良好的影響。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能像中國這樣富于歷史責任感、這樣重視旅游史料的保存。鳥瞰中國的旅游文化史, 重視修志、保存真實的史料,以供來者參考，實在是我國既古老而又綿延不斷的傳統。如果我們把歷代地方志書中有關山水名勝的記載和專門的山經地志，分地區、時代進行整理排比，全國各地山水名勝的形成和發展, 其開發的歷史就會一目了然。中國人世世代代都在嚴肅地記載著他們開發旅游資源的歷史以及他們對山水之美的認識。這些記錄散見于八千余種地方志書之中。在中國古代，幾乎沒有一處名山大川沒有人為之撰寫志書的，一些不太出名的山水名勝也因有旅游者的游記而傳世。從記述范圍的廣狹而論，有綜合介紹全國范圍內的名山大川、名勝古跡以及其歷史沿革的專書, 最早的當然要推秦漢以前和秦漢時期的《禹貢》、《山海經》。六朝時有酈道元的《水經注》, 唐代有《元和郡縣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記》, 明、清兩代有《讀史方輿紀要》、《方輿勝覽》以及《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等等。至于地區性的山經地志更是不勝枚舉。各省、縣的地方志均對旅游文化有詳細的記載。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地區的方志, 往往是保存該地區旅游史料的最豐富寶藏。除開地方志，還有專以某山某水為記述對象的旅游志，如《洛陽伽藍記》、《泰山道里記》、《桂林風土記》、《茅山志》、《太岳太和山紀略》等。還有由學者進行學術旅行所留下的旅行記錄，如顧炎武的《昌平山水記》、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等。有宗教徒探險求法的旅行記錄，如《法顯傳》、《大唐西域記》。有封建帝王的旅行記錄，如《穆天子傳》、清代康熙、乾隆巡游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東巡記》、《南巡記》。此外還有古今外交使節的旅行記錄，如清人的旅外游記（見《走向未來叢書》）。鴉片戰爭以前, 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長期封閉的文明古國。在我國, 盡管歷史上分裂割據的局面并不少見, 內憂外患相當頻仍, 但大亂一結束, 社會一旦趨于安定, 整個社會便開始著手搶救文化遺產。這一特點具體表現有多種多樣，但盛世修撰志書、修復或增建旅游景點卻是一個重要方面。因此，盡管古代旅游文化在不停地遭到破壞, 但由于社會重視，歷代旅游文化的精華還是被保存下來了。由于中國人特別喜歡刻石, 即使某一時代的志書修撰者疏忽遺漏了某些旅游史料，過若干年后，總有熱心人從廢墟中發掘出前人留下的第一手材料——石刻文字。不斷的發現補充不斷的豐富和修改,像滾雪球一樣的代代擴充, 這就是中國古代旅游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之一，同時也為我們后人開發旅游資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我們在做旅游規劃時要充分利用好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資源。